这种任免制度使得台谏们并不以天子意志为行事准绳，因为天子的喜欢不能代替谏官的名声，也不能成为御史的业绩；天子的厌恶也无法让谏官和御史去职——当然会有影响，但还不足以成为台谏们行事的宗旨。
御史台的这种表现当然让赵构很恼怒，他期望的是御史和谏官合力弹劾卫希颜与名可秀结侣败坏礼法纲纪，而不是让御史们去纠弹卫希颜奏请的丁忧三年不合制——这让赵构气得要吐血，如果“不合制”，他怎么借机拿回兵权？但御史们眼明心亮，不打算掺合到皇帝和国师枢密使的权利争斗中，这是两府宰辅们操心的事，御史掺合做甚？
这种景况下朝臣们也闹哄哄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争吵着谏官的弹劾，一派争吵着丁忧及丧礼之制。
而在士林清议和京城百姓的热论中，关于苏澹文章的争论，以及卫希颜该服哪种丧礼的争论，已经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了。
作者有话要说：在引导舆论上，也要用到兵法呀~~
正文 398舆论造势
冬日的清晨,空气寒峭,小雪落地即化。
仪仗举着旗牌在前面开路,后面是执政的元随和拨属宰执的京卫营护兵。几十人的队伍中间护行着一辆四轮马车,光亮的紫色髹漆,侧边的车门上方漆着金色盘龙徽记——是政事堂宰执的官用马车。
车内坐着礼部参政胡安国，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背倚着靠枕正在看一份报纸。马车行得很稳——自从少府监的煤冶场进行炼焦后，炼焦出来的沥青便被工部用来修路,京城大街原是石板铺路,那些破损开裂的地方都用沥青铺平补平了,人坐在车中很少感到颠簸，而四轮马车也比两轮马车更平稳,很多坐车上朝的官员都如胡安国般,习惯在路上的时间读书或看报。
胡安国看的是《皇宋官报》。
官报与《西湖时报》等京城民间大报一样，也是每日辰初（七点）出报，这时正是早朝的时辰，列朝班的大臣们要散朝后才能见到报，比起不列朝班的官员，反倒是后知后闻了——但是皇帝和宰执们是在朝前就看过官报：中书省官报房的属吏会在卯初（凌晨五点）就将才刚印好的官报送抵皇宫和两府宰执官邸。
官报上除了登载朝廷公布的谕旨、法令、重要官员的任免、典礼祭祀活动、战事捷报之外，还有时事世风评论和经义文章。最近几日的时事评论都是围绕河南十九州的疆界划定谈判，以及延续报道的诸路经界田亩措置、荆湖路和两广路的路政修筑进度、驿政新制评论，没有其他新鲜的。胡安国快速浏览而过，翻到「经义版」。
今日的「经义版」仍然是议丧礼之制的文章，也仍然是四个版面——登了何涣、苏駉、尹焞、邵伯温四位学者的文章。大前日登的是胡安国、赵鼎、许景衡、勾涛四人的文章；前日登的是李邴、朱震、宋藻、范冲四人的文章；昨日登的是金安节、张九成、吴表臣、苏澹四人的文章。
“新学，程学，温学，理学，蜀学，浙学……”胡安国取下夹鼻眼镜，揉了揉鼻梁，刻着沟纹的眉间显露出疲惫，“还真是谁都不落下……”
这些有资格在《皇宋官报》「经义版」发文的都是蜚声朝野的学者，有在朝当职的官员，也有带官身却无职权的学者，如尹焞、邵伯温、苏澹三人，均是只有虚衔的翰林国学院学士，尹、邵二人还任着皇帝经筵的侍讲。可以说，《皇宋官报》的经义版其实就是朝党各学派宣扬和争夺儒学道统的论战之地。
所以，官报房在设立的一开始就经历了各党派的争夺，最终设置在中书省下，直接归属政事堂直辖，其长贰官员是金安节和张九成，前者属于新学，后者属于程学，职事编撰的校书郎和正字也都来自不同的利益派系，这使官报房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平衡，也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其他书友正在看:。
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即使有一些优势，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而王安石提出的“法先王之法”的变法宗旨，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先贤之一，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思孟一派”（曾子、子思、孟子），地位并非牢固不破。
更重要的是，宋儒与汉、唐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而是着重义理阐发。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阐释自然不同，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如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六经注我”，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
故而，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宋儒并不以为异。因为这是求真解，至于这个“真解”是真还是谬，那就见仁见智了。
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子思的“诚”、孟子的“义”来诠释孝之道，攻击子夏的“三从之说、不二斩”，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当然，反对驳斥的也有；还有一分为二的，半是赞同半是反对，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这就形成了《皇宋官报》在丧礼之争上的“三家共说”局面。
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传》就是诠释完全正确，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在“妇人三从、不二斩”这样的“大义”上他还是认可的，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是不应该变的“常”，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常”，而不是“变法为害”。
但眼前这局面——无论朝堂上的争吵，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反倒很有向“混战”发展的趋势。
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
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如《西湖时报》、《国学论刊》、《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朝廷传闻出来的言论都要可信得多，经过七八年见证，已经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信用。如今报上的议论纷纭便也引导了市井的议论，因为无法众口一辞，让市井中的百姓们都当看热闹般津津有味起来。